5月31日，《中国青年报》整版聚焦贵州黔西市龙塘小学的诗歌课。龙塘小学乡村教师龙正富和他的学生们用诗歌“交流”，诗歌成了他获得孩子们信任的关键，让他更了解学生，而不仅是用成绩来定义学生。“像种子一样温和地落在地上”，“是光”的创始人康瑜形容诗歌在应试教育中的存在，“就像小溪流过，不是推开石头，而是顺着石头缝隙流淌。”

(资料图)

诗意可以诞生在任何时刻。一次放学后，他们小心地绕过庄稼和烤烟苗，踩在嘎吱作响松果和杉木叶上。他们嬉笑着，朝对方脸上吹蒲公英，往对方身上挂带刺的合欢叶子。对于一群贵州深山里的孩子们来说，写诗和摘苞谷一样日常。具体报道如下：

对于一群贵州深山里的孩子们来说，写诗和摘苞谷一样日常。

诗意可以诞生在任何时刻。一次放学后，他们小心地绕过庄稼和烤烟苗，踩在嘎吱作响松果和杉木叶上。他们嬉笑着，朝对方脸上吹蒲公英，往对方身上挂带刺的合欢叶子。

那时正值傍晚，远山连绵，炊烟飘进云里。原本在人群中内向、瘦弱的男孩袁方顺，漫不经心地吟起刚作的诗：“金黄的夕阳/天空无处藏/眉眼形如弓/做（坐）着剥莲蓬。”他解释，“云朵是太阳的眉眼”。

龙正富在小溪旁上诗歌课。

一只金龟子爬到他手上。他顺从地让它爬上胳膊，然后微微倾斜手臂，引它爬回叶子。

他是班上最“高产”的“小诗人”，3年里用掉了10个诗歌本。他的母亲和父亲离婚已经两年，他不愿再提起对妈妈的想念。但他还是会读自己写的那首诗：

“以前你是春天的光彩/可你离开了我/我在柳树上贴着‘妈妈我想你了’/流水像你的头发随风飘扬/鹅卵石也有你的微笑。”

他所在班级叫“六年级”，71名学生刚刚好挤满教室。3年前，语文老师龙正富开始在班上教诗歌课。从此，每天都会有人把新写的诗悄悄递给他。

如果只从学习上看，他们并不算优秀：4个乡镇的35个班中，他们成绩并不理想，语文和数学的平均分在60分左右浮动。他们脸上总带着泥土和“高原红”，看着无忧无虑——课间爬到树上捡羽毛球拍，在开裂的操场上跳皮筋、跳绳，上课铃一响，就把手里的篮球随意扔进草丛。有老师形容授课像“牵着蜗牛散步”。

但他们会写沉甸甸的诗，有关死亡、离别和思念。班里有39名学生没有父母陪伴，他们的父母离异，或去世，或全部出去打工。

在这里，诗可能随时诞生，也可能随时消亡：有的孩子的诗歌本被爷爷点烟时烧了；有的孩子本子掉在地上忘记捡，被其他同学扫进了垃圾桶。曾经有场暴风雨吹开老旧的木门，把贴在图书室后墙的诗全打湿。

但他们总说“诗歌很重要”，就连一名坐在最后一排、经常上课睡觉的女孩，也说自己“懂诗”，会给其他人提建议。“那些写出来自己真实心情的（诗），我觉得才是好的。”

他们说，诗歌是光，是相机，是日记本，是好朋友。

“可以什么也不做”

在龙正富的诗歌课上，他上来就说，“你可以做很多事，也可以什么都不做。”

71名孩子发出的噪音轻松盖过了他的声音。课桌下的小手攥着飞行棋子、扑克牌，不时有矿泉水瓶飞过课桌。

即使是写诗，孩子们的嘴和双手也不会停歇。诗歌本在脏兮兮的小手里传来传去。总有人拍拍同桌、或者扭头问后桌，“这个字怎么写”。有人刚写完，身边的同学就抢过本子读，还“热心”地朝龙正富挥手，让他来“欣赏”。

课堂上，龙正富总把身体压得很低，很少输出观点，只是不停发问，“你看到了什么？”“你喜欢他的表达吗？”“所以别人喜不喜欢重要吗？”

孩子在诗歌课结束后玩耍。

40分钟过去，PPT还停留在第一页的图画上。不停有学生站起来分享自己的观察。“你们说得太好了，我觉得（我）真的不敢多说”，他在讲台上激动地攥着手。

下课后，孩子们追着给他看诗。龙正富坐在厚厚一沓本子旁，轻轻读出声，拍照，然后慎重地写上批语。即使有些句子平平无奇，他也会划上波浪线，在旁边点上感叹号。评语大多无关好坏，多是一些他对诗里情感的回应。

有孩子写，“阳光透过窗户/照在房里/使我每天都露出了/牙。”他批，“老师也开心”。有孩子写，“我走在路上/发现/我的影子一直/悄悄跟着我。”他写，“当我们停下脚步，留心周围，也就开始关注自己，关注生命。”

开始上诗歌课前，龙正富没读过什么诗。他认为好诗就是“爱国”“坚强”“正能量”，“别说国外的（诗人），就连北岛、顾城，听都没听说过！”

接触诗歌课源于一次偶然。2019年，公益组织“是光”和黔西市教育局合作，给当地的乡村教师提供诗歌课程和培训。申请表发下来，老师们“都不太知道是怎么回事”。校长转给教导主任，教导主任转给龙正富。龙正富边想边填，直到晚上才填完。

之前，老师们要用尺子才能让这个班安静。龙正富没用过。他让孩子们读泰戈尔、纪伯伦、希尔弗斯坦、古川俊太郎、金子美玲，在早读、课间、或者是午休时。他不要求齐读，而是让他们七嘴八舌地读，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味道”。

龙正富班上的孩子们语文基础不好，拼音不熟练、卷子上的阅读题空了大片，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创作。碰上不会写的字，有的孩子口述、让同学“代笔”，有的则用手机语音转文字，再自己抄下来。

“诗歌就像一个好玩的游戏”，一位男生说。他是班上最调皮的男生之一，有时成绩只有10多分。在班主任眼里，他成绩不好，但在劳动的时候很积极，主动拿着铲子去厕所掏粪坑，粪水溅到身上也不介意，“每个人不是十全十美，也不是一无是处”。

“是光”组织会定期遴选孩子们的诗，颁发奖品。这个男生的诗虽然没得过奖，但他自己最喜欢的一首，是看到一只陌生的小狗被撞死后写的。“当我的小狗出车祸时/我会用我的手/轻轻地/抱起来/当我看见它的身体时/我的泪眼/瞬间掉在我的心上。”

“在诗里，我可以自由地表达”

龙塘小学所在的重新镇“一没厂二没矿”，这里土地破碎，小麦和玉米收成都不好，主要产业是烤烟，10亩的年收入也不到2万元。

孩子站在装裱的诗歌前。

大部分年轻人选择外出务工。国道旁的墙上涂着醒目的蓝底白字标语，“外出务工要注意，子女照护要委托”。

龙正富说，如果没有诗歌，他很难获得孩子们的信任。之前很多孩子的情绪会在某一天突然变化，比如突然不说话、或者在课上掉眼泪。他问孩子为什么，孩子什么也不说。

3年前他开始上诗歌课，他带着孩子们读诗、写诗。一学期结束，孩子们写出的只是“流水账”，但他耐心地给每首诗拍照、写评语，之后的2年里换了3个手机，每个手机里都有几千首诗歌。

慢慢地，孩子们放下了防备。一个孩子原来总是上课睡觉，拿刀片割手臂，从不和龙正富说话。一天深夜，他突然和龙正富发信息，说自己反锁了房门，想从楼上跳下去。

后来龙正富了解到，他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，他不到一岁母亲就离开了家。父亲正准备再婚，电话里只让他好好学习。那段时间母亲想见他，却又托人说，见面时要装作不认识她，要喊她“阿姨”，因为她的新家庭不知道她有过孩子。

“我30多岁，如果遇到这种事我都不知道怎么解决，你让一个孩子去承担，怎么可能呢？”龙正富说。

班上大部分学生家长只有小学或初中学历，他们对于孩子的期待普遍不高，对诗更是没什么概念。林怡是班上的第二名，但她的父亲说：“不希望她有多么优秀，就希望以后圈子好一点，找工作好找一点。”得知女儿写诗得奖，他们只当是“老师布置的作业”。

林怡的父亲在邻近的县城帮人盖房，母亲在福建的纺织厂上夜班，家里只有爷爷奶奶和年幼的弟弟妹妹。她高高瘦瘦，话少，两绺碎发安静地垂在脸庞。每天回家，爷爷奶奶干农活还没回来，她老练地烧水、煮饭，水烧开，作业也做完了。

一个人的时候，她花很多时间发呆。当太阳落在山尖尖上，她就站在猪圈旁的葡萄藤下，望着山，直到太阳的影子从山上消失。“我会想山那边的人，看太阳会不会很近很近？还是说他们面前也有座山，太阳其实是从那座山落下去的？”

《月亮》这首诗也是她一个人的时候写的。“把我的小硬币放在纸下/用手电一照/你别告诉别人/我在纸上发现了一个小月亮。”

从3岁起，她就习惯了送别外出打工的父母。如今，她的思念藏得很深。母亲上班前给她打电话，她不知道说什么，但也不愿意挂，最后只能没话找话地问，“妈妈你就要上班啦？”

“是啊，我们这边天都黑了。”

“可我们这边还很亮！”

想要看懂她很难。她有两个诗歌本，一个是写记录心情的诗，一个是写给老师看的诗。在那个没人看过的本子上，她把孤独和悲伤化为竹子上的雨珠、踩在脚下的泥土。

她说，即使是一些看起来快乐的诗，背后也有不开心的“秘密”，“在诗里，我可以自由地表达。”她很满意大家都读不出来，“我也不想他们知道。”

但总有蛛丝马迹藏不住。一位女生说，她在诗里喜欢用“它”，而不是“他”和“她”，来指代身边的朋友和家人，“因为动物是没感情的，就算感情太深，总有一天会离开你。”

他们的诗里有复杂而微妙的情绪：比如写近在咫尺的失望，“我马上就要摘到星星了/可是楼梯一滑/我摔倒在地上。”

写怜悯和救赎：“夕阳把光/撒在水底/仿佛/想拯救以前/落在水底的小孩。”

写残酷的告别：“雪人/望着冬天离开的被（背）影/可是冬天没有留下/而是/转过头来笑了笑。”

朱光潜曾说，诗歌就是美育，“就是多学会如何从自然限制中解放出来，由奴隶变成上帝，充分地感觉人的尊严。”“美育必须从年轻时就下手，年纪愈大，外务愈纷繁，习惯的牢笼愈坚固，感觉愈迟钝，心理愈复杂，艺术欣赏力也就愈薄弱。”

“人的感知力是强大的，我们看到的那些诗，是感知力的亿万分之一，以文字方式留下来。”“是光”创始人康瑜说。

“是光”的课程覆盖了27个省份，康瑜发现，相比于山东孩子的平实、湖南孩子的热烈，贵州山里的孩子们的特点是“朦胧”。

“贵州的小朋友会写，一滴水掉在河里，画着鱼的轮廓。还有人写，想做自由的蜻蜓，为莲花做镜匣。你能够更加感觉到他们是稍微远离生活的。”

他们用树、风、天上的星星、地上的田野，包裹自己隐秘的现实生活。

龙正富在诗歌课上。

“不功利，无预期”

接触诗歌课前，龙正富觉得自己“太麻木”。他2008年成为特岗教师，那时认为好老师就是“把成绩搞上去”。

那时农村小学没有“双减”的概念，学生成绩和老师绩效工资挂钩，“天天放学后留学生背、抄、读。”

很多教师教作文写作，就是让学生背模板，写景的背一篇，叙事的背一篇，衔接词是清一色的“一开始……然后……最后”。他在这种环境里陷入迷茫。

“学生也努力了，你也努力了，但学生好像会通过一些行为告诉你，他不太愿意这么做。”龙正富回忆那时候整日都忙，忙着写教案，改本子，“很少关注学生本身”。

有次一位女生流鼻涕、说头疼，两天后就没有来上课。第三天他去家里探望，人已经在棺材里了。他只记女生是圆圆的脸，不长不短的头发，经常穿着红衣服。

他突然觉得茫然，“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她得了什么病。她就这样突然消失了。我没走进过她的内心世界，她留给我的不多，我留给她的也不多。”

他想更了解学生，不想用成绩定义学生。但不看成绩，他又不知道怎么做。“有了成绩才好管（学生），但（学生）可能就没有爱心了，该帮助的人不帮助，只想着保护自己。”

他渴望参加教研活动，但机会寥寥。他读苏霍姆林斯基的书，但总找不到实践的路径，直到遇到诗歌。

“是光”的教师培训课中有句话，“不功利，无预期。”“是光”创始人康瑜见过很多乡村老师，着急让孩子们写出诗，“（他们）还会有以往的课程惯性，就是课堂一定要出一个东西。”

他们还急迫地希望有一些“抓手”，比如有几个重点、课堂目标是什么，“他们发现自己好像没有传统课堂上的权威了。原来他们知道标准答案，但诗歌课没有标准答案。”

最初，龙正富“功利”的教学习惯还会冒出来。郭沫若的《白鹭》中有一句，“但是白鹭本身不就是一首很优美的歌吗？”他总联想到考点，“考试可能会要求把这个句子改成陈述句”。

但当他尝试让孩子们自由地读上两三遍，读到这句，他们会不自觉提高声音，“像呐喊，也像争论，是在表达对作者的理解，（他们）也认同，白鹭是一首优美的歌，很自然就理解了这个句子情感上的增强。”

孩子在诗歌课结束后玩耍。

龙正富的同事、五年级的数学老师代红艳上诗歌课的初衷，是提高班里的语文成绩。

他们班上有学生还不能熟练拼读声母韵母。作为班主任，她想借助诗歌提高学生们的学习兴趣。但她从没读过诗歌，自嘲“语文基础还不如学生”，诗歌课是她第一次上不给学生布置作业的课，“很迷茫，我也变成学生一样。”

有时学生的诗在“是光”平台上获奖，她又开心又懵，因为“没有读出什么特别的感觉”，“不是我教学生，好像学生教我。”

代红艳班上写诗的同学只有一两个，看到龙正富每天都能收到诗，她找龙正富“取经”。对方告诉她要耐心，“把主题告诉他们，然后就让他们去想吧。只要是他们想的，就是对的！”

原来她上课不爱笑，脾气大，吼人时声音能穿透操场。她总提醒自己上课要多微笑。“现在我每个星期还要发怒，但是发怒的程度好像有小一丁点进步”，她不好意思地说，“就当是牵着蜗牛散步”。

有次诗歌课的主题是“重塑”，一位同学写，要把某某老师粉碎。她没有生气，而是让那位同学放心，“我不会告诉这个老师的”。她还狡黠地问班里的同学，“有没有想把我粉碎的？”

她知道教这里的孩子，尤其需要耐心。龙正富班上有个男生叫李杰，胖乎乎、大嗓门，走路带风，“成绩超级无敌糟糕”，总是被指责欺负同学。

代红艳教过李杰，有次李杰塞给她两个橘子，其他孩子在旁边起哄，“老师，他是捡的！”但代红艳很开心，“就算是捡的，也不是坏的呀！就算是捡的，他也知道给老师呀！”她说着说着，有些激动，“说真的，有的学生学习不好，没办法，但他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。”

李杰会写的字不多，有天他口述了一首诗，叫《花》，同桌帮他记了下来——“花是香的/一生下来就是香的/就像人/一生下来就是勇敢的。”

“回到生活中”

距离毕业还有一个多月，龙正富把5月的这堂诗歌课主题定为“转角”。

PPT上放着尼采的诗，《我的幸福》，“自从厌倦了求索/我便学会了看见/自从一种风向和我对着干/我便乘着所有的风扬帆。”

龙正富有些动容，“这首诗送给你们，也送给我自己。这几年是你们陪伴了我，是你们的诗歌陪伴了我。”

他回想起课堂外，他曾带学生们去树林中漫步，或者去小溪边抓小鱼，鞋子甩在一旁。玩累了，坐在草地上写诗，孩子们用笔拨弄虫子，草含在嘴里，花瓣洒满本子。

很多诗都写于自然中。一位女生说，她坐在山顶，听到鸟在叫，猫在跑，自己的本子差点被风吹掉，“随手一写，哦嚯，就入选了。”

她写，“小鸟去捉风不想让风走/可风太大了/风却把小鸟捉着了。”

“诗意是叙述文字之外的真相”，诗人朵渔是“是光”的课程顾问，也曾给乡村的老师和孩子们上过课。他发现孩子们很擅长捕捉诗意，虽然写出的文字并不完全是诗歌，但里面有诗最核心的东西。

“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感受是初次的，他在感受和命名这个世界，这就是诗人干的事情。等他长大了，他的这个能力会消失。”朵渔说。

龙正富希望能通过阅读和郊游，唤醒孩子对生活的感知力，“回到生活中”。他发现很多孩子的生活是贫乏的，家长的情感缺位和对成绩的焦虑，让他们丢失了看见周围的能力。

他觉得小学阶段是孩子最依恋大人的时期，“如果这时候接触太多权威、固化的东西，就会失去个性，想象力被磨掉。”

渐渐地，孩子们的表达也发生了变化，“在慢慢接近他们所看到、真实的东西。”

班上有位“问题”女生，原来总喜欢恶狠狠地瞪人，和母亲吵架、离家出走，在草堆里过夜。但开始写诗后，有次她和母亲去种苞谷，看到母亲忙碌的手，有密密麻麻的褶皱，指甲剪得很短。于是她写，“我跟妈妈去玉米地了/我什么也没看见/只看见妈妈的那双手。”

一位女生在作文里写爷爷和爸爸的离世。“有一天，爷爷说，‘宝贝，爷爷要去给你摘星星了，乖乖，我会送到你的梦里。’我知道，爷爷走了，这是善意的谎言。

晚上，咚咚咚，有人在敲窗子。我睁开眼，啊，‘爷爷怎么在窗子边’，我连忙把窗子打开，爷爷手上有星星的残渣。我擦了擦眼泪说，‘我不介意的’。

我以为这已经是很难过的事情了。直到爸爸也走了，他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，‘宝贝，爷爷太孤单了，我去陪他，别哭，别闹，静静地等待夜晚我的到来。’”

这是她第一次在作文中写爷爷和父亲，“你从她的文字能感觉，她很沉痛，但这种分别呈现得很自然，她的情感很克制，也很有力量。爷爷和爸爸的离开一直守护着她。”龙正富说。

“成长就是放弃想象的过程”，朵渔读孩子们的诗，发现他们留存着大人失去的勇气，“大人被现实一锤、一锤砸回来了。但孩子们没有。对生死，对宇宙，我们想不通就不想了，但孩子会追问。”

龙正富受孩子们的影响，也开始读诗、写诗。过去他总觉得自己“太感性”“爱哭闹”，聊天到激动时总会红了眼眶。中学时，他读《我与地坛》《平凡的世界》，想要成为史铁生、孙少平那样坚毅的人，“但一直很遥远，我不知道路怎么走”。

“诗是宁静中回忆起的情感”，从诗中他学到了克制和调整。他喜欢读汪国真的诗，“他激动、澎湃的情感，是用诗的语言压着的。这是一种克制的力量。”

他让学生摘抄过汪国真的《山高路远》，“呼喊是爆发的沉默/沉默是无声的召唤/不论激越/还是宁静/我祈求/只要不是平淡/如果远方呼唤我/我就走向远方/如果大山召唤我/我就走向大山/双脚磨破/干脆再让夕阳涂抹小路/双手划烂/索性就让荆棘变成杜鹃/没有比脚更长的路/没有比人更高的山。”

因此看到班上学生萌生对异性的喜欢，他并不会指责，“有时候他不是感受到了爱，而是缺少爱，感到空虚，想寻找寄托，想寻找懂他的人。大人都会有这种冲动，更别说孩子。”他会讲关于爱情的诗，讲马克思和他的夫人，讲真正的爱是“志同道合”。

“顺着石头缝隙流淌”

有人问朵渔，学会写诗后，就算孩子们未来留在山里成为农民，会不会也是快乐的农民？

他笑着打破了这种幻想，“可能会成为一个痛苦的农民。他会对美有更高的要求，情感会更丰富，也可能更敏感、更脆弱。可以逃避到诗里，但撞到现实会更痛。”

不过他又说，“诗歌就是在痛苦中寻找快乐。痛苦更深，快乐也更大。”

“写诗会让一个人即便在人群中，也像是独自一个人。它会让人更容易从现实中抽离出来，将周围的世界作为一个可观察的客体。”

这是诗歌独有的力量。林怡看到家门口落在地上的葡萄，她会想，那代表着葡萄藤无法承受的重量。“但葡萄藤并没有把葡萄全丢下，那么我遇到挫折了，我也不想把它丢下。”

李杰的诗只有那首《花》得了奖，在那之后他又写了8首诗，都没有得奖。他总是想到同学嘲笑他的样子。但他还总是手痒痒，想写，写完念给爷爷听。

他的父母很早就离婚了，家里只有爷爷。他打算上完初中，就出去打工，或者回家帮爷爷种地。他说以后想当一个“温柔的叔叔”，“不能打小孩的脸和屁股，会伤小孩的心”。

另一位早熟的女生、班长顾敏常被班上的男生说“剽悍”，但她有一个粉色的硬壳本子，写满了诗，比如这首《给全世界的信》。

“小树姐姐给全世界/写了信/小河、大海/也收到了/只留下光秃秃的自己。”

父母离婚后，顾敏一直跟着母亲生活。母亲和继父刚因家暴离婚。“他身上穿的是我妈妈用一滴一滴汗给他的名牌衣服，脚上穿的是我妈妈给他买的运动鞋，还一脚一脚用力踹我妈妈。”顾敏面无表情地说。

怕警察来得晚，她打电话给邻居，然后边报警边冲到母亲身前。“当时我做这些事，一滴眼泪都没掉。”

诗歌里存放着顾敏的勇气，她会写，自己的理想是“成为经济独立的人”。她还会写保护妈妈的决心，“妈妈就像我的太阳月亮/白天夜晚都在保护我/倾覆着我的全世界。”

她总想起她的大姨，离婚后重新上学、学手艺赚钱，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。她决定不要过早结婚，“自己为自己活起来，比结婚精彩100倍。”

孩子站在装裱的诗歌前。

“诗可以帮助他们建立一个价值体系。也许有人说，你写诗又考不上好学校，有什么用？但如果他从写诗里得到的成就感和快乐足够大，他就不会受到外界的伤害。”诗人朵渔说。

“我们教孩子写诗是为了培养心灵，不是为了培养诗人。”朵渔回忆，20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写诗在校园里是种风潮，但诗社同学中，现在还坚持写诗的只有他一个。

“坚持下来的概率是极低的，也没必要坚持。诗歌是探索人类生存的边界。”

7年前，“是光”的创始人康瑜在云南的一所乡村小学里支教。除了写诗外，她还带着孩子们唱歌、跳舞，她离开后，只有诗歌留了下来，“即使没有老师，他们仍然每天在写诗。”

“像种子一样温和地落在地上”，康瑜形容诗歌在应试教育中的存在，“就像小溪流过，不是推开石头，而是顺着石头缝隙流淌。”

龙正富带过很多次六年级，但第一次认真设想他们毕业后的未来，“他们会遇到怎样的人？又会怎样努力生长？”他打算把班里孩子们的诗做成诗集，在毕业晚会那天发给每一个人。

总有学生送来折的星星，写的纸条，橡皮捏的苹果。他们问龙正富，“如果我以后还写诗，能发给你看吗？”龙正富从不担心，孩子们会不会继续写诗。

班上最“高产”的“小诗人”袁方顺说，成为初中生后，他不想写以前的诗，“要写快乐的诗”。即使现在他包里装着10多分的英语卷子，即使那些崎岖的山路，还将会是他一个人走。

他在《我》这首诗里写：“我也许是一个小小的/童话/在这里永远的歌/永久的梦/都在我这个小小的/诗里/我想穿过一丛灌木丛/在里面/流星永远不发光/白天永远不昏暗/水坑永远是小句号/这篇童话永远长不大。”

（文中李杰、顾敏、林怡为化名）

来源 中国青年报

编辑 龙飘

二审 刘思博

三审 田旻佳